周恩来是新中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和组织者。他的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领导的经济建设实践，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创建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周恩来的经济思想丰富了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和实践，不仅可以深刻地懂得新中国经济的奠基、创业和发展是来之不易的，而且，能够从中获得许多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服务。
周恩来的经济思想和实践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求实。坚持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这是周恩来经济思想和实践一个显著的特点。
早在1922年3月，周恩来给湛小岑、李毅韬的信里，在重申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原理的坚定信心的时候，特别表达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我求真的心又极盛。”这告诉我们，正处于青年时代的周恩来，在选择自己的信仰这一重大问题上，就采取了求真的态度，对各种主义坚持求实的比较方法。数十年如一日，他在对待中国革命和建设重大问题上，也始终坚持这样的科学态度。1956年2月，他明确提出：“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1962年1月，他又强调说：“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讲的实事求是，也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1963年，他指出：“一切问题都要到现场去实践，通过实践，不断总结，取得经验，然后再实践再总结。”周恩来不仅是言者，也是行者。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条件下，什么地方，周恩来总是孜孜不倦地向大家讲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方方面面，这样的事实举不胜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秘书们，对此感受颇多，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做到“准”、“勤”、“严”三个字。“准”就是反映问题、汇报情况、整理材料必须准确，实在，有根有据，不容有半点虚假。“勤”就是要脑勤、手勤、腿勤、口勤，动脑筋，想问题。反映问题要事先调查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找出问题的症结，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严”就是严谨、严密、严守纪律。许多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反映，总理日理万机，对实际情况了解是那么清楚，记忆力之非凡，精力之充沛，考虑和处理问题之细微周到都是常人所望尘莫及的。作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在26个春秋里，不断地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所绘制的总蓝图付诸实施，他和他的战友们做了大量的具体而又细致繁重的组织工作。周恩来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精心组织、精心实施。要使一个个建设蓝图完全符合实际是很困难的，他都多方设法及时地加以修改，使蓝图变成现实，利国利民，造福子孙。他在领导和组织我国经济建设这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的实践中，在出现错误倾向干扰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扶正纠偏，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无力从根本上扭转这全局性的“左”倾错误，但他能一方面忍辱负重，一方面同林彪、江青那些野心家、阴谋家作坚决的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斗争，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威望，千方百计地弥补失误，尽最大可能使党和人民的事业少受损失。这是周恩来最突出的功绩。周恩来这种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彻底性和坚定性，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楷模。
第二，全面。坚持辩证唯物论，反对主观片面性。这是周恩来经济思想和实践又一个突出的特点。周恩来曾强调：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要以辩证唯物论作指导。他指出：“我们不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作指导，也不是以机械唯物主义作指导，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客观规律，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个基本
观点，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这也是周恩来一贯坚持的一条根本原则。周恩来认为：“事物总存在内在的矛盾，要分别主次;总有几个侧面，要进行解剖。个人所处的环境总有局限性，要从多方面观察问题;一个人的认识总是有限的，要多听不同的意见，这样才利于综合。事物总是发展的，有进步和落后，有一般和特殊，有真和假，要进行比较，才能看透。”周恩来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认识和分析我国经济建设中带规律性的问题，提出：“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认识了一个，解决一个，还有新的未被认识。”共产党人靠什么来不断认识那些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呢?唯一的理论武器就是辩证唯物论。而绝不能靠唯心论、形而上学。周恩来说过：“我们要改造整个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个框子该有多大!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最科学、最伟大的世界观，拿过去的种种世界观同它比较，都渺小得很。只有我们才能改造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揭示未来。我们有的是最伟大的框子。把这个伟大的框子改变成为形而上学、主观主义的小框子，是错误的。”
建国以来，周恩来一贯重视遵照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中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关系，他认为这是直接影响经济工作全局的一个大问题，他说过：“做好工作决定于处理好各种关系，看出工作的重点所在。”在建国以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周恩来非常关注经济工作实际进程中所暴露出来的各种矛盾，善于抓住主要矛盾，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理顺各种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这一点在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60年代初期调整国民经济实践得到充分的证明。相反，每当我们陷入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泥坑时，不可能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理不顺各种关系，整个经济秩序陷入混乱，毫无疑义，我国经济建设就要遭受破坏和损失。这一点在“大跃进”运动和十年浩劫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在这个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经济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第三，一贯。在领导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一贯注意防右反“左”，力求减少错误倾向对党对人民利益所造成的损失，这又是周恩来经济思想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经济工作是党领导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同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周恩来在党内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生活中，深深懂得，无论党内发生右的或者是“左”的错误，都要损害甚至断送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归根到底是人民大众遭灾难。周恩来身为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他最为重要的工作，是国家的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两者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周恩来反复强调过，经济建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的一敛性。他还常讲这样一句话：“乐人民之乐，忧人民之忧。”他为了使经济建设健康地迅速地得到发展，对待经济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一是观察敏锐;二是及时提醒;三是妥善处理;四是重在总结。这样做.使一旦出现的错误倾向获得迅速的纠正，把损害减少到最低的限度，1956年及时纠正经济建设中的冒进倾向就是这样做的。“大跃进”运动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巨大损失，人民生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针对这个深刻的教训，1962年2月2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参加福建小组讨论时发言指出：关于党内斗争，反右出“左”，反“左”出右;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就反，没有就不反;内部、敌我、界限要明;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是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经验总结。他还强调，反右防“左”，反“左”防右，不主张搞“一刀切”，更不能只反右，不反“左”，更不能搞人为制造的反右斗争或者扩大化的反右斗争。能够这样总结正确开展党内反倾向斗争的经验，在60年代之初，宁“左”勿右思想笼罩党内的情况下，是需要无私无畏的勇气，需要对党对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的。在十年浩劫中，周恩来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的决心和行动，与全局性的严重的“左”倾路线抗衡，批判极左，力挽狂澜，同林彪、江青一类党内反革命斗争，针锋相对，不屈不挠。做到了他生前常说的一句话，为维护党和
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文革”的逆境中，他以大局为重，忍辱负重。在重病缠身而“四人帮”活动加剧的时候，周恩来说过：人民是公道的，相信党和人民的大多数，常言说“风物长宜放眼量”，会有公断。总之，建国后的26年来，周恩来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防右反“左”的一贯性，充分表现了他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和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
周恩来经济思想和实践所具有的求实、全面和一贯的特点，集中起米其突出的特色就是利国利民。这来源于他对祖国人民的忠诚和献身，也同他近乎天才的智慧与能力相联系。美国外交家、1973年担任美国政府驻中国首都联络处主任的戴维•布鲁斯在为悼念周恩来而写的题为《光辉的品格》一文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当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之一。”“周恩来在政府的管理工作中显示出近乎天才的能力。实际上，他掌管了国内经济和政府为他的数以亿计的同胞们所操心的事情，与此同时，(始终在毛同意的情况下)他还指导对外政策。”这样的评价是客观的、公正的。周恩来对我国内政外交所作出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具有“近乎天才的能力”，更重要之点，正像美国著名记者阿尔登•魏特曼所说的：“他的压倒一切的愿望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国。”这是千真万确的。
